中国古代具有重视法制宣传教育的传统。举例而言：春秋时期郑国铸刑书、晋国铸刑鼎，将法律公之于世，使民众得以知晓、研习律法；战国时期，秦国商鞅变法，徙木立信，树立法治的权威；秦朝建立之后，命令百姓以吏为师，奉法而行。概而言之，中国古代的法制宣传教育，主要有如下十条路径。
第一，通过儿童启蒙读物宣传法律思想。《三字经》既宣扬“孝”的伦理，如“香九龄，能温席。孝于亲，所当执”；又阐释“悌”的德行，如“融四岁，能让梨。悌于长，宜先知”；还承载了“三纲五常”的核心礼法思想，如“三纲者，君臣义。父子亲，夫妇顺”“曰仁义，礼智信。此五常，不容紊”。《弟子规》依据孔子教诲编撰而成，是规范日常言行的生活准则，分为孝、悌、谨、信、爱众、亲仁、学文七个部分，核心思想为儒家倡导的孝悌仁爱。《女儿经》是中国古代针对女子的思想道德与行为规范教材，提倡“父母骂，莫作声，哥嫂前，请教训”“夫妇和，家道成，妯娌们，要和顺”。
第二，通过戏曲宣传法律思想。包公戏流传南北，几乎覆盖各类戏曲剧种。戏剧中的包公，虽然并不等同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包拯，但集历代廉吏形象之大成。他清正廉明、铁面无私、心智过人、执法如山，凝聚了古代社会百姓对清官的企盼、对司法公正的向往。
第三，通过诗词曲赋宣传法律思想。如《诗经·小雅·北山》传递天下一统、法度归一的理念：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”唐诗中彰显民本法治与伦理教化思想的佳作颇多，韦应物《寄李儋元锡》以“身多疾病思田里，邑有流亡愧俸钱”道出官吏履职尽责、体恤百姓的法治操守，元稹《遣悲怀》以“诚知此恨人人有，贫贱夫妻百事哀”传递民间情理与礼法相融的教化内核。宋词中饱含家国大义与忠君守法情怀的作品，以陆游《示儿》“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”、岳飞《满江红》“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”为代表。在中国古代家国同构、礼法合一的治理体系下，爱国情怀并非单纯道德情感，而是以家国大义诠释忠君守法、维护大一统法度的法治内核，这类诗词正是对这一核心法律思想的生动诠释。除诗词之外，元代散曲同样承载着法治教化意蕴，张养浩《山坡羊·潼关怀古》以“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”直击民生疾苦，深刻蕴含以民为本、体恤苍生的法治内核。
第四，通过石刻宣传法律思想。秦刻石是中国秦代碑文遗存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游期间，于峄山、泰山、琅琊台、芝罘、芝罘东观、会稽、碣石七处立石刻文，史称“秦七刻石”。宣传法制是刻石的内容之一。如泰山刻石记载：“皇帝临位，作制明法，臣下修饬”“治道运行，诸产得宜，皆有法式”“贵贱分明，男女礼顺，慎遵职事”。琅琊刻石记载：“除疑定法，咸知所辟”“欢欣奉教，尽知法式”。芝罘刻石记载：“普施明法，经纬天下，永为仪则”。
第五，通过衙门匾联宣传法律思想。因保存比较完整而被誉为“中华之最”的河南省内乡县县衙，其建筑物上共有匾额30余块、楹联30余副。其中，彰显儒家民本理念的有大门联“治菊潭，一柱擎天头势重；爱郦民，十年踏地脚跟牢”，彰显儒家德主刑辅理念的有申明亭联：“申劣情揭赃利惩前毖后，明事理化芥蒂治病救人”。此外，还有旌善亭联：“旌忠良褒清廉亘古不变，善黎庶敬孝悌万世流芳”，狱神庙联：“尔违条犯律，罪有应得；吾发奸擿伏，歧途指返”等。
第六，通过科举创设“明法科”提高官员法律素质。宋太宗时期，诏令“诸科始试律义”，将律法纳入科举考核范畴。宋神宗为扭转“近世士大夫，多不习法”的学风，进一步设立新科明法，考核律令、《刑统》大义与断案能力，极大激发了士人学法习律的积极性。苏轼在《戏子由》中写道：“读书万卷不读律，致君尧舜知无术”，其本人亦是学法通律的践行者。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，苏轼参加科举考试，所作策论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获主考官梅尧臣、欧阳修赏识，拔擢为第二名。礼部复试时，他以《春秋对义》取为第一名。
第七，通过设立“申明亭”宣传法律。申明亭是明清两代地方张贴榜文、申明教化的官方场所，明洪武五年由朱元璋诏令全国府州县及乡里普遍设立，常与旌善亭并置，主要用于公示善恶案例、调解民间纠纷。亭内由乡里推选的“老人”负责宣讲律法、评断户婚田土等民事纠纷，其调解结果具有司法前置效力，未经申明亭处理不得径直赴官告状；重大案件则以木质牌匾公示。
第八，明清时期把官员要“讲读律令”条文载入《大明律》。《大明律》专设条文规定：“凡国家律令，参酌事情轻重，定立罪名，颁行天下，永为遵守。百司官吏务要熟读，讲明律意，剖决事务。每遇年终，在内从察院，在外从分巡御史、提刑按察史官，按治去处考校。若有不能讲解，不晓律意者，初犯罚俸钱一月，再犯笞四十附过，三犯于本衙门递降叙用。其百工技艺，诸色人等，有能熟读讲解，通晓律意者，若犯过失及因人连累致罪，不问轻重，并免一次。”《大清律例》沿袭此制，同样对官员“讲读律令”作出规定。
第九，通过制定家训宣传法律。例如，包拯家训有言：“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本家；亡殁之后，不得葬于大茔之中。不从吾志，非吾子孙。”意思是：“后代子孙做官的人中，如有犯了贪污财物罪而撤职的人，都不允许放回老家；死了以后，也不允许葬在祖坟中。不顺从我的志愿，就不是我的子孙后代。”家训文末，包拯又批注：“仰珙刊石，竖于堂屋东壁，以昭后世。”这是说，“希望包珙（包拯儿子）把上面这段文字刻在石块上，把刻石竖立在堂屋东面的墙壁旁，用来告诫后代子孙。”
第十，通过设立皮场庙宣传廉政法制。明代朱元璋重典治贪，要求各府州县衙门左侧均建皮场庙，内置土地神龛，官衙大堂公座左侧悬挂塞满草的人皮袋（时称“皮草囊”）。该场所专用于对贪官实施剥皮刑罚，以震慑贪腐、宣扬廉政律法，强化官吏守法敬畏之心。
需要强调的是：上述中国古代宣传法制、法律思想的做法，诞生于封建专制的历史语境，其中维护封建等级特权、严刑峻法惩戒百姓、漠视民众个体权利、依附皇权专制统治等内容，则完全背离现代法治的核心要义，必须坚决摒弃、理性批判。但同时，这些做法中亦有重视基层普法教化、坚持德法共治、以通俗载体传播法治理念、依托家风家训涵养法治意识等经验，贴合法治传播规律、蕴含朴素治理智慧，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，值得今天的我们梳理和借鉴。
（作者系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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